《爱莲说》撰作地考辨
——十端商榷:成文于韶州莲花山,定稿勒石于庐山
作者:伍学忠( 韶文化研究院研究员、广东省科普作家
《爱莲说》托莲喻君子,短短百余字,为宋代理学散文不朽名篇。自南宋度正《濂溪先生年表》问世,学界多采信旧说,认定此文于北宋嘉祐八年(1063)撰成并勒石于江西雩都罗田岩。然细考时间节点、金石体例、同游人物手记、文稿源流与地域文脉,此说疑点重重,史料支撑不足,多为后世隔代追记,存在附会增益之嫌。
嘉祐八年(1063)正月初七,时任虔州通判的周敦颐巡察雩都,同行者四人:雩都知县沈希颜、前任雩都知县钱拓(钱建侯)、本地处士王鸿,另有罗田岩寺院方丈。一行人登临罗田岩,周敦颐当场题七言绝句《游罗田岩》一首并勒石。核查沈希颜、钱拓、王鸿、方丈四人留存的游记、题记、书信等一手文字记录,通篇只记此次同游、题诗一事,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周敦颐当日创作《爱莲说》,亦无地方人士恳请周子撰写此文的记载。后世旧说所称同年五月于罗田岩作《爱莲说》并勒石,仅见于南宋度正百余年之后的追记,不见北宋同期文献佐证。
熙宁元年至四年(1068—1071),周敦颐出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,驻节韶州,寓居于韶州府侧的莲花山。此山山势平缓,并不算高,为韶州城内一处略高的丘阜,景致清幽,山上广植莲荷,因以得名。周子居于山中,朝夕伴莲,静思悟道,具备创作《爱莲说》得天独厚的环境与心境。韶州一地,上承舜帝南巡所传韶文化崇德中正之精神,下有张九龄、刘轲、余靖三位本土先贤清正风骨一脉相承;南宋又于此创建濂溪书院,后更名相江书院,足见周子在韶州的思想教化影响深远。本文取十个维度逐层商榷,提出可供学界研讨的推论:《爱莲说》完整文稿,撰作于周敦颐寓居的韶州府旁莲花山;文稿在韶草成,并未当即勒石。待周氏离任赴南康、归隐庐山濂溪草堂,再反复打磨润色,方最终定稿;现存最早可信的勒石版本,是南宋淳熙六年(1179)朱熹依据周氏家传墨稿,在庐山濂溪书堂摹勒之本。雩都罗田岩撰作勒石的旧说,缺少同期一手史料佐证,有待学界继续考证辨析。
一、时序仕宦之商榷:雩都巡历为时短暂,韶州三载静悟成文
嘉祐八年(1063)正月初七,周敦颐以虔州通判身份巡察雩都,偕沈希颜、钱拓、王鸿等人同游罗田岩。此行属于公务巡历,行程紧凑,当日仅留一首游山题诗,通篇咏山水淡泊,不涉莲荷义理,并无闲暇静心构思、撰写哲理名篇的条件。旧说又谓同年五月周子再赴雩都作《爱莲说》,但五月之说不见于任何北宋当时文字记录,仅出自南宋度正《濂溪先生年表》的追述。
及至熙宁元年(1068),周敦颐调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,驻节韶州,前后三载。周子直接寓居于韶州府侧的莲花山。此山山势平缓,并不算高,景致清幽,山上遍植莲荷,故而得名莲花山。周氏在韶,遍历岭南州县,平反冤狱,体察民情,公务之余居于山中,远离朝堂纷争,心境宁静澄澈。朝夕观莲荷开落,为体悟莲之品性、构思哲理文章提供了绝佳环境。从时序与创作心境而论,嘉祐八年雩都短暂巡历,难以孕育《爱莲说》这样意蕴深邃的作品;寓居韶州莲花山的三载岁月,方是撰写此文较为合理的窗口期。
二、史料源流之商榷:雩都记载晚出百年,非是北宋一手实录
记载“嘉祐八年雩都罗田岩撰《爱莲说》并勒石”的文献,最早出自南宋嘉定年间度正编撰的《濂溪先生年表》,距离传闻中的勒石事件,相隔一百五十七年。遍查北宋官修方志、金石目录、州县碑刻档案、寺院僧录,没有任何一条北宋同期文字记录此事。
隔代百年之后的追忆文献,极易出现事迹附会、细节增益,史料可信度远低于当时一手记录。反观周氏韶州成文、庐山定稿的脉络,可与南宋朱熹勒石文献、周氏家传文稿的流传谱系相互印证,史料源流更为稳妥。
三、名位时势之商榷:当年周子声名未显,缺少勒石撰文动因
嘉祐八年的周敦颐,仅为州府副职官员,朝野名望尚浅,理学思想尚未广为传播,并未被时人尊为大儒。北宋地方勒石刊碑,大多为记录建祠、修桥、营建亭台等本地要事,一般不会为一名声名未显的官员,单独镌刻一篇与当地风物无关、纯阐发修身义理的小品。
周敦颐“理学开山”的崇高地位,是南宋朱熹、张栻等大儒推崇之后,才逐步确立。雩都撰作勒石一说,很可能是后世尊濂学之风兴起,地方依托周敦颐曾经到访罗田岩这件真实往事,附会增添的故事,以彰显本地文脉,此为历代地方文史常见现象。
四、现场史实之商榷:同游诸人手记俱在,全无撰文相关记录
嘉祐八年正月初七周敦颐罗田岩之游,同行四人:雩都知县沈希颜、前任知县钱拓、处士王鸿、罗田岩方丈。四人皆留有当日游记、岩壁题记等文字。检视所有随行人员留存的文字记录,通篇只记同游登临、周子题《游罗田岩》一诗勒石一事,完全没有记载周敦颐创作《爱莲说》,亦无寺院、地方人士恳请周子撰写此文的相关记述。
后世流传的山中论道、众人恳请撰文等生动场景,均出自明清方志与近现代文章的推演想象,并无宋代原始史料支撑。仅从可考的现场史实来看,此次雩都之行,只有游山题咏,并无创作《爱莲说》的可信契机。
五、创作积淀之商榷:前期未有咏莲篇章,韶州莲境完成积淀
通读周敦颐全部存世诗文,在嘉祐八年之前,没有留存任何专门咏莲、以莲喻君子品格的篇章。文人创作名篇,需要长期观察物象、体悟义理,思想积淀循序渐进,很难凭空诞生一篇体系完备、意蕴深远的托物言志散文。
而在韶州任职阶段,周子居于府旁莲花山,朝夕观莲荷开落,体悟莲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品性,山水实景持续滋养他的思考。正是莲花山常年相伴的莲境,补足了创作所需的物象感知与人格体悟,形成完整的思想链条,这是雩都短暂巡历所不具备的创作积淀。
六、金石体例之商榷:北宋勒石自有范式,雩都摩崖不合时风
稽考北宋嘉祐时期存世摩崖碑刻,其内容多为修造工程记、祠庙亭台记、墓志、题名、山水题诗,均紧扣本地人事、建筑、风物。宋代金石勒石,极少单独镌刻一篇与本地毫无关联、无事件背景、纯阐发修身义理的哲理短文。
《爱莲说》全篇不写罗田岩山水,不记禅寺营建,与雩都地域没有实质关联。若当年在罗田岩摩崖勒此文,属于突破北宋金石通行体例的孤例,于时代风气难以契合,此为旧说一大疑点。
七、实物碑刻之商榷:雩都原石早已湮灭,庐山勒石为其定本
相传嘉祐八年雩都罗田岩的《爱莲说》摩崖原石,早已在宋元更迭之际损毁,没有原物、早期原拓留存。今日罗田岩岩壁上的《爱莲说》石刻,均为明清翻刻,属于次生文献,不能直接当作北宋原始实物证据。
金石学界公认,现存最早、文献链条完整、可核验的《爱莲说》勒石定本,为南宋淳熙六年(1179)朱熹知南康军时,于庐山濂溪书堂所勒。此碑依据周敦颐曾孙周直卿献出的家传原始墨稿,并有朱熹亲笔跋文收录于《朱文公文集》,源流清晰,可证此文定稿、最早权威勒石之地,是庐山而非雩都。
八、文本义理之商榷:文意契合岭南宦迹,呼应先贤清正操守
《爱莲说》核心主旨,借莲之高洁,喻君子为官清廉、守正自持、不随流俗的人格操守。熙宁年间周敦颐在韶州掌广南东路刑狱,遍历岭南荒远州县,直面民间疾苦与官场百态,身处南疆,始终秉持清慎自持的为官准则,这种宦游体悟,与《爱莲说》文本内核高度契合。
反观嘉祐八年虔州任上,周氏处境安稳平顺,缺少这种身处边地、砥砺操守的人生阅历,难以承载文中深沉的修身与为官之思。文章的义理、人格境界,与韶州宦游经历、岭南先贤风骨能够相互呼应。
九、文稿流变之商榷:家传墨本无雩题记,落款属于后世附增
朱熹在庐山勒石时,所依据的周氏家传原稿,仅有《爱莲说》正文,并不附带“嘉祐八年、沈希颜书、钱拓上石”这一套雩都勒石的落款题记。据此可以审慎推断:这套完整的纪年、人名题记,并非原文自带,是南宋推崇濂溪理学之后,后人依托周氏旧游罗田岩一事,附会追补而成。
文稿原始流传谱系说明,《爱莲说》正文本身的创作源头,和雩都并无直接关联;雩都撰作勒石的叙事,是否属于后世文史增益?
十、地域文脉之商榷:韶文化润养其心智,三贤风骨助成宏文
韶州文脉源头,上溯至舜帝南巡奏《韶》于此,是为韶文化。韶文化倡导崇德向善、中正平和、去芜存菁,追求雅正高洁的人格境界,历经千年沉淀,深深融入韶州山水人文之中。周敦颐寓居韶州府侧莲花山三载,耳濡目染舜帝所传韶文化的精神内核,潜移默化地塑造其修身理念,为《爱莲说》君子高洁思想埋下文化根脉。
与此同时,周氏浸润于韶州本土一脉相承的清正文脉,张九龄、刘轲、余靖三位先贤的人格操守、文风气质,与韶文化相融共生,持续滋养其理学思想,和《爱莲说》君子之论彼此贯通。
盛唐张九龄,世称岭南第一人,品行刚直清正,文风清雅含蓄,立身守正,不阿权贵,以高洁君子风范奠定岭南文脉底色;中唐曲江名士刘轲,接续张九龄文脉,品行端方,潜心经史,文风纯正,坚守士大夫清修自持的品格;北宋曲江余靖,与周敦颐属于同一时代,为“庆历四谏官”之一,为官刚直敢言、清廉无私,倡导抱公绝私,他的名臣风采在岭南广为人知。周氏居于韶州,体悟舜帝韶文化崇德守正的内核,又景仰三位先贤的人格与文章,其理学修身、君子高洁的思想,在韶文化与岭南先贤风骨共同熏陶下不断成熟,最终凝练成《爱莲说》托莲喻德、以洁立身的核心义理。
尤为重要的是,南宋乾道六年(1170),韶州知州周舜元,为纪念周敦颐在韶州任职的事迹,于州府学之东创建濂溪祠,后扩建为濂溪书院;淳祐年间迁址帽峰山麓,宝祐二年朝廷赐额,改名为相江书院,成为岭南重要书院之一。韶州建濂溪书院纪念周子,足以证明周敦颐在韶州的思想活动、人格教化,对后世韶州文脉影响极深,这也是《爱莲说》成文于莲花山的重要旁证。雩都旧说,缺少对应的地域文脉与后世书院祭祀的支撑,相比之下,韶州府旁莲花山作为撰作地,人文佐证更为充分。
综合以上十个维度审慎商榷,雩都罗田岩嘉祐八年撰作并勒石一说,史料单薄、时序牵强、金石体例不合,原石无存,记载晚出,存有后世附会增益的较大可能性,尚不宜作为定论,可供学界持续研讨。
从时序、山水居所环境、舜帝韶文化底蕴、岭南先贤文脉、后世书院祭祀、文稿流传与碑刻实物综合研判,《爱莲说》完整文稿,大概率成文于周敦颐寓居的韶州府旁莲花山;文稿在韶写成,未即刻勒石,周氏离任后居于庐山濂溪之畔,对文稿反复打磨润色、最终定稿;南宋朱熹依周氏家传墨本,在庐山濂溪书堂首次将此文勒石传世。
本文仅为文史商榷之作,秉持阙疑求真的治学态度,提出一条可供研讨的思路,以期为《爱莲说》源流、濂溪理学与岭南韶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考视角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